★ 这是中国隐蔽斗争史的一个片段

★★ 这是陕甘宁边区南线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 这是发生在韩城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谍战英雄史诗

1、身在曹营心在汉

1925年农历3月14日，高孟吉出生在韩城县西庄镇沟北村一个日渐衰落的贫寒家庭。

14岁时，高孟吉得到在外开有商号的姨母的资助，到西庄镇第三高级小学五年级上学，作文多次被老师批阅后在校园公布。

1940年高孟吉毕业后，家中面临断炊之忧，当时日本人在山西隔着黄河，每天用大炮向西岸射击，国民党六十一师的一个团驻扎在沟北村，三营营长湖南宁乡人廖自新住在高孟吉家，惜才的廖自新送给高孟吉一套军装，以自家孩子的名义，送高孟吉到山西省联合中学就读。

当年冬天，日本人进犯晋西北，部队向吉县转移，廖自新派人将高孟吉送回韩城，第二年，高孟吉到韩城中学插班学习。

一学期后，上海童子军来韩城免费招生，经校长薛紫阶介绍，高孟吉被录取到西安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学习，几个月后，被保送到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技术。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1924年6月创办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抗战开始后，军校在全国设立了九所分校，七分校即属其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

高孟吉1942年12月毕业，被分配到胡宗南所辖军、师电台任报务员，由于工作比较轻松，高孟吉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中，但共产党那边年轻人看的书，他照样找来看。在同学中还得了个“高尔基”的外号。

随着战事的吃紧，国民党开始考虑在大部队撤走后，留下人潜伏。1948年4月，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王微与二处处长刘庆曾一起办了个潜伏电台培训班，高孟吉及韩城人薛浩然被抽去参加培训，并成为其中的两个台长。

在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之际，高孟吉除了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还是《秦风工商时报联合版》的忠实读者。1946年3月，一帮乌合之众举行反苏游行时砸了《秦风工商时报》的办公楼。高孟吉非常气愤，他和机要室韩其旭一起给《秦风工商时报》写了封慰问信。

有一次，韩其旭跟高孟吉说，要带他认识一个人。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的王家巷，高孟吉见到了一个高个子、长胡须的长衫老者。他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

与杜斌丞的会面，让高孟吉顿有醍醐灌顶之感。在这之后通过接触《新观察》、《时与文》、《民务周刊》等进步刊物及大量的进步思想的浸染之下，为高孟吉以后的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巧施妙计归韩城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赶走韩城守敌，解放韩城县。高孟吉的同村同族高步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负责公安保卫工作。

而在一年前，高孟吉在西安见到了同村同族、他称为“二哥”的高勉斋。高勉斋在做小生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西安进货。从高勉斋这儿，高孟吉知道了不少解放区的事情，他也感觉到高勉斋不像个普通生意人。高孟吉跟高勉斋谈过，想到延安去求学。

而高孟吉不知道的是，他的“二哥”高勉斋已经成为高步林通过乡谊发展的秘密情报交通员。

高勉斋把高孟吉的情况向高步林一汇报，高步林大为高兴，就派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赴西安联络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的高孟吉。1948年4月，高勉斋再去西安，捎给高孟吉一张从他的鞋底子里带过来的小纸条。

写纸条的人高孟吉认识，是他称为“三哥”的高步林。 高孟吉这才知道，高勉斋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高步林的纸条上字写得很小，这是一个提纲，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报。

高孟吉按着纸条上面的要求把能搜集到的一一告诉了高勉斋，包括电台的种类、波长、密码等。

5月3日，高步林将高勉斋带回的情报上报黄龙分区。黄龙地委得此消息后高度重视，立即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

5月22日，西北局习、马、周指示：“（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之敌战区找一定职业掩护。”

这个时候，高勉斋、高孟吉两人就正式成为韩城保安科掌握的情报力量，分别被编为10号和11号。10号高勉斋化名静方，11号高孟吉化名孙健。孙健这个名字高孟吉用了很多年，直到他1962年调回韩城工作，才向组织提出申请，将名字改成了“高健”。

这场后来影响重大的谍战大戏，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的高孟吉正参加西安绥靖公署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通过同乡关系串连韩城籍台长薛浩然为中共工作。

这时，同在电台工作的进步青年吕出、李福泳、徐学章等均系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他们与西安铁路局职员赵继义结成一个倾向中共、反对蒋胡的进步青年团体。

12月初，高勉斋再次去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工作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准备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高孟吉脑海中生成。

高孟吉顾不上连日发烧的病情，事不迟疑，赶到绥署二处五科的情报组长谢璇处假意汇报工作，谢璇见他瘦了一大圈，一脸病容，催他赶紧去看病。

高孟吉却在汇报工作的同时故意说了一句：“潜伏工作，还是什么人到什么地方最合适。要不然，你一张口，人家就听出你不是本地人，工作还怎么开展？”

“什么人到什么地方”，这是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提出过的思路。高孟吉如此一说，谢璇果然很感兴趣：“你是什么地方人？”

“韩城人。”

“韩城正需要派潜伏人员，这两天正发愁派谁去呢。好，只要你愿意，我马上跟处长（刘庆曾）汇报。”

高孟吉当下表示愿意去韩城。和韩城保安科建立联系后，高孟吉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高步林感兴趣的情报。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他已经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情报是不能用笔写出来让高勉斋带回去的。此刻，他正迫不及待想赶去韩城，当面向高步林汇报。

高孟吉曾被抽到刘庆曾负责的研究组任少尉组员，与刘庆曾是熟人。

一见到高孟吉，刘庆曾就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辛苦了！小伙子都瘦了。你愿意回去工作，非常好。韩城正需要你这样的人。籍贯合适，而且通讯问题嘛，不用另配电台。我们把这类人员叫‘一体化’，就是情报组长是你，台长是你，电报员、译报员也都由你一手包办，自己采集情报自己译发。做潜伏工作，你这种人是最合适的。”

按工作流程，高孟吉下午又见了二处一科的科长岳冠武，由岳冠武给他布置这次出行的注意事项：朝邑至禹门口沿途共军的军事工事、黄河渡口每天共军渡河的情况、共军的医院、仓库所在地和共产党的行政系统都是高孟吉此行要关注的内容。

布置完工作，岳冠武紧紧握着高孟吉的手：“好兄弟，祝你马到成功！”

在绥署二处，潜伏这事儿特务们都害怕，派谁去谁都不愿意。听说有人主动报名，大家很惊奇，把自告奋勇回韩城潜伏的高孟吉看得像英雄一般。

高孟吉于12月27日秘密潜回韩城，中共东府工委刘文蔚书记、社会部高仰山部长、中共韩城县委白耀明书记、县长段洁热情接待并与之谈话。

听了高孟吉讲述他如何骗过特务头子刘庆曾，刘文蔚感叹：“孟吉，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高步林和史志春还请他吃了羊肉饸饹以示欢迎。

3、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

1948年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高孟吉回西安之前，根据组织上的要求，高步林和高孟吉一起研究了一套回去应对刘庆曾的说辞，写出了一份三千多字的《韩城归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拟回西安后可能遇到的审查，经过反复演练，能够对答如流的高孟吉于1949年1月10日，再次被派回西安，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

1月25日，高孟吉以“潜伏韩城解放区搞情报”骗得敌人信任，携敌电台一部及大量情报回到韩城“潜伏”。

有趣的是，高孟吉从西安到韩城解放区边境，手持的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亲自签发的第48号“特别通行证”，畅通无阻，而进入解放区之后则是由韩城保安科秘密护送，一路绿灯。

高孟吉带回的这批情报是通过陆地方式传递数量最多的一次。同时其携国民党电台“潜伏”回到解放区也成就了我党反间谍斗争中载入史册的伟大经典。

遵照边区保安处的指示，高步林通过县教育科把高孟吉安排在县城外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校。以“从西安回来的教员”身份做掩护。而此时，薛浩然、吕出、李福泳等人通过高孟吉的努力，已正式成为我党的秘密情报人员。但由于带回的电台功率太小，李福泳、薛浩然的电台因密码设计问题，无法取得联系，正常工作。

保安处特派情报科科长袁心湖根据这个问题设定了新的密码和空联办法。经过慎重研究和周密部署，高步林派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担任交通员来完成密码传送任务。

4月18日，交通员从韩城出发，将写在绸子上的密信缝在棉裤里带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

密信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

规定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暄中解开第一个纽扣（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接着解开第二个纽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

至此，这些外勤力量的建立和工作指导顺利完成，为空中联络和陆地传递情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胡宗南总部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边区公安厅电台联通，而我党的外勤力量在发往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同时，提前将电报发给延安，每月发报达到20余次。

大量关于胡宗南及驻扎西北的国民党部队的核心机密军事情报通过电波源源不断输送到延安（西安），为日后我军解放西北地区起了决定性与经常性的作用。

1949年7月22日，鉴于这批情报力量为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申请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期盼，边区公安厅党委指定由袁心湖同志作为入党介绍人，由高孟吉代替他们秘密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

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书记、边区公安厅李启明副厅长批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破例办理入党手续的过程，审批的规格以及通知力量的方法都是前无仅有的。

8月25日，公安厅通过电波将此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了正在敌区工作的吕出、薛浩然等人，他们欣喜若狂，并立即复电：保证用生命来完成光荣任务。

1950年1月成都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专程派人把这几名随敌军撤退到成都的情报人员接回西安，全部都安排在边区公安厅情报科工作。

我党在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发展建立的地下情报力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搜集了胡宗南部队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并通过空中电波和陆地交通及时向解放区传递。

他们为解放大西北的全面胜利乃至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曾称赞：情报百分之百准确。

建国后，高孟吉参加了解放西藏的大进军，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工作，后被抽调任达赖喇嘛赴京参观团秘书，陪同达赖会见了毛主席，并参观了东北、华北、华中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除部分照片特别标注外，其余图片均来自于市档案馆馆藏书籍照片资料）